一方面，不法團伙日益走向公司化、專業化，產業鏈式的新型詐騙模式層出不窮;另一方面，“兩卡”監管上的漏洞和“共享屏幕”在安全設置和隱私保護等方面的隱患，也讓詐騙分子鉆了空子。

“你涉嫌洗黑錢，請你配合調查……”當“公檢法人員”打來電話，要求你“共享屏幕”，并“指導”你轉賬至安全賬戶時，千萬不要相信!因為這是詐騙新套路。

據媒體報道，日前，一種借助“共享屏幕”圍獵受害者的新型詐騙手段正在興起，因其具有較強的隱蔽性，受害者往往會放松警惕，導致上當受騙。原本是互聯網應用場景的“共享屏幕”，卻被詐騙分子用于詐騙，并為詐騙行為披上了隱形外衣。

近年來，隨著移動互聯網的快速發展，形形色色的網絡詐騙借助互聯網科技的最新成果，不斷變換出新形式。在對網絡詐騙加大打擊力度的同時，如何避免技術被惡意利用，是互聯網時代一個不容回避的命題。

“共享屏幕”詐騙暴露監管漏洞

冒充公檢法人員要求配合處理、冒充銀行工作人員指導貸款提額、冒充客服人員操作退款申請……在警方的披露中，詐騙分子的借口五花八門。由于提前通過非法渠道獲取了當事人的基本信息，詐騙分子在初步取得當事人的信任后，誘導當事人進入手機“共享屏幕”模式，并且“手把手指導操作”。

由于“共享屏幕”相當于開啟了手機的錄屏功能，它會把屏幕上顯示的內容全都記錄下來，并同步讓對方看到。這就意味著，你輸入的銀行卡號、密碼和驗證碼等重要信息，都能被詐騙分子輕松捕獲。然后，對方可以神不知鬼不覺地轉走你銀行卡里的資金。

大部分人會以為，現在手機卡和銀行卡(以下簡稱“兩卡”)都實名制了，警方可以順藤摸瓜迅速破案，把被詐騙的錢財追回來。然而事實上，詐騙分子使用的手機卡號和銀行賬戶幾乎都是從非法渠道購買來的。而且，大部分詐騙分子也是通過境外遠程操控詐騙，通過“實名不實人”的“兩卡”和警方“躲貓貓”，這為警方的追查打擊帶來了巨大干擾。

實名制的手機卡和銀行卡是如何落到詐騙分子手中的?中南財經政法大學數字經濟研究院執行院長盤和林教授分析，有一些手機卡在實名制之前就已經存在，電信企業早先也辦理了一些非實名制的虛擬卡，這些手機卡可能通過種種非法途徑落到了詐騙分子手上，成為他們的作惡工具。銀行卡的出處也有多種可能，有經實名注冊后被盜竊或因其他原因流入市場的，但也不排除個別銀行職員為牟利而違規辦理的情況。

“像‘共享屏幕’詐騙這類披著科技外衣的行為之所以屢屢得逞，首先就在于不法團伙利用了人工智能、大數據等現代信息技術。”國研新經濟研究院創始院長、新經濟智庫首席研究員朱克力直言，一方面，不法團伙日益走向公司化、專業化，產業鏈式的新型詐騙模式層出不窮;另一方面，“兩卡”監管上的漏洞和“共享屏幕”在安全設置和隱私保護等方面的隱患，也讓詐騙分子鉆了空子。

網絡詐騙僅靠升級法規還不夠

如何才能讓詐騙分子無處遁形?

盤和林說，“共享屏幕”雖然是一種新型的犯罪模式，但實際上，受害者并非因為科技而受騙，而是詐騙分子利用了受害者不熟悉“共享屏幕”功能的特點，對其進行誘導和詐騙。本質上，這和以往的電話詐騙和短信詐騙并沒有兩樣。因此，對一些不熟悉互聯網的農民工、老年人、未成年人等特殊群體，應該加強宣傳和教育力度，讓他們與時俱進了解數字技術，提升反網絡詐騙的意識。

在中鐵八局三公司的工地上，各種反詐騙的宣傳深受農民工的歡迎;在貴州省貴陽綜保區，黨員干部走上街頭宣傳反詐騙;警方的反詐騙提示，更是一場防范詐騙的及時雨……

近年來，針對網絡詐騙，公檢法的打擊力度空前。據統計，2020年，全國檢察機關起訴涉嫌網絡犯罪14.2萬人，全國公安機關共破獲電信網絡詐騙案件25.6萬起，抓獲犯罪嫌疑人26.3萬名，攔截詐騙電話1.4億個、詐騙短信8.7億條，為群眾直接避免經濟損失1200億元，可謂戰果累累。

為了斬斷手機卡、銀行卡的買賣鏈條，公安部會同工信部、人民銀行等部門在全國開展“斷卡”行動，劍指非法出租、出售“兩卡”的違法犯罪行為。自去年10月以來，全國公安機關累計打掉涉“兩卡”違法犯罪團伙2.7萬個，查處違法犯罪嫌疑人45萬名，查處金融機構和通信企業內部人員1000余名。

“‘斷卡’行動逐漸掃清了‘實名制’的死角，大大擠壓了電信詐騙的空間，同時產生了極大的震懾效果，從根本上遏制住了電信詐騙案件的高發勢態。”盤和林說，“嚴打”的同時，社會需要織密一張綜合防控網。

不過，在接受媒體采訪時，全國人大代表、貴州省貴陽市公安局刑事偵查支隊政委石蓉表示，僅僅依靠打擊并不能徹底解決新型電信網絡詐騙犯罪問題，有關行業監管、治理和全社會的防范宣傳力度還需加大，才能齊抓共管形成“全國一盤棋”。

需要堵住技術和管理兩個漏洞

科技從來都是一把“雙刃劍”。數字科技在為人們帶來多場景生活便利的同時，一些問題也隨之浮出水面。從某種意義上說，“共享屏幕”為人們敲響了“科技向善”的警鐘。

《科技向善白皮書2020》認為，“科技向善”有兩重含義，一是實現技術為善，二是避免技術作惡。技術不是萬能的，本身或許無所謂善惡。從根本上說，一切對技術作惡和被濫用的擔憂，都應該用法治手段來解決。

朱克力認為，由于電信詐騙具有非接觸式、遠程作案的特點，既能一對一地施展騙術，又能利用偽基站、任意改號軟件展開“模糊轟炸”，其專業化、組織化、團伙化的程度非常高，決定了反電信網絡詐騙勢必是一場攻堅戰、持久戰。從動態監測到全鏈條打擊，從有效反制到聯防聯控，都需要久久為功，尤其需要筑牢法治保障。

近年來，國家全面落實打防管控各項措施、強化跨地域跨部門協作、加強“實名制”等關鍵治理環節……讓人欣喜的是，目前，《反電信網絡詐騙法(草案)》已經通過全國人大常委會審議并公開征求意見。

有了法治護航，還需科技給力。

朱克力表示，在信息全球化、科技全球化、犯罪全球化的今天，“共享屏幕”之類的電信詐騙，無疑給監管和執法部門帶來新挑戰，也讓社會公眾面臨新威脅。“但我們應當相信‘魔高一尺道高一丈’，既然不法分子可以利用新技術實施詐騙，我們同樣可以充分利用通信、互聯網、大數據等信息科技手段堵住詐騙漏洞，以雷霆之勢高效打擊電信網絡詐騙和各類演化的新型犯罪。”

“金融機構在‘實名制’上要加強監管，避免非法‘兩卡’流入市場，同時，我們在支付環節也需要更多地運用刷臉、指紋等生物認證手段。”數字經濟智庫高級研究員、中鋼經濟研究院首席研究員胡麒牧說，就“共享屏幕”詐騙而言，需要堵住技術和管理兩個漏洞。

在朱克力看來，數字經濟時代，要答好“科技向善”這道命題，除了企業的自律和監管的加強之外，我們還需要堅持以技術為矛、數據為盾，充分運用數據融合、數據驅動、數據共享的理念和方法，加快推進建設大數據反詐的長效機制，深入鞏固常態化治理成效，不斷提升公眾的安全感、獲得感、幸福感。(何星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