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8日，在陸家嘴論壇上，博鰲亞洲論壇副理事長周小川分享了對外開放除了實踐、政策設計和推廣之外的思維轉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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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小川表示，根據側重開放領域的不同，自貿或者自貿區試點分為三類：一種主要面向實物商品的開放，往往借助于港口運輸條件的便利，發展產品加工包裝貿易；第二種面向服務貿易為主的開放，從貿易理論上來看，服務一般被認為是不可貿易品，海關邊界管理手段往往有一定難度；第三種側重金融業，特別是金融市場對外開放，雖然金融業也屬于服務業，但是有自己突出的特點，特別是在資金流動、貨幣兌換、金融產品的自由度方面，會提出更多高的要求。
中國是一個大國，通過試點形成可復制、可推廣的經驗來進一步傳導改革開放，是中國過去40年重要的改革開放的經驗。但周小川認為，金融市場，特別是國際性金融市場是一個特例，不一定可復制。“中國作為一個大國，可以容納若干個區域性金融中心的并存，但是全球有競爭優勢的國際金融市場，國內至多也就能夠容納一兩家，比如說上海。更何況亞洲區內，我們看到現存的有中國香港、新加坡、日本東京，都在做這方面的工作”。周小川表示。
周小川表示，國際金融中心并不追求可復制、可推廣，但是也都存在一個共性的特征，就是生產要素要有相當的自由流動，區分好究竟是聚焦于在岸，還是聚焦于離岸為主。
他認為，中國的經濟規模大，有大量上市和待上市的公司，以及其他要融資的實體，又是世界上少有的高儲蓄率的國家，自身有大量可供投資的資金，也有不少交易和風險管理的產品，這個角度來看上海，肯定會側重在岸業務，投資者和參與者也是國內占多數，服務大量的對象都是在岸的。與此同時，中國歡迎、吸引海外的參與者提高標準，推動在岸和離岸的融合發展。
上海除了貿易和服務方面有很多開放以外，還有一個獨特的角色——建立國際金融中心。
周小川回憶到，2016年人民幣加入了IMF的SDR貨幣籃子，其中一個基本的條件是人民幣應該能夠自由使用。自由使用是一個程度的問題，跟人民幣可自由兌換稍微有一些區別。中國早在1993年黨的十四屆三中全會的時候，首次提出了逐步使人民幣變為可兌換貨幣，2003年黨的十六屆三中全會又提出要逐步實現人民幣資本項目可兌換，最近黨的二十大又提出要有序推進人民幣國際化。
在推進可兌換的過程當中，先后遇到了亞洲金融危機和全球金融危機，對這個問題也會產生很多爭議，存在不同的考慮，也存在著不同的分析框架，會得出不同的利弊比較。
但周小川認為，上海國際金融中心經過這么多年的推進，如果不在人民幣兌換自由度方面向前邁的話，就不太容易邁出更大的步伐，上更高的臺階。“多數情況下，是邁一些小的臺階，雖然這些小臺階的舉措也都是重要的，確實促進了對外開放，但是多數人有時候不太搞得懂具體的內容，國際評價也一般般”。
因此，周小川表示，要想進一步大幅度擴大上海國際金融中心建設，著力點可能還是要放在資本市場的主力產品，例如股票、債券、外匯、信貸，以及支付等方面更大程度的市場開放，就要求顯著提高人民幣自由使用的程度，提高人民幣可兌換的水平，進一步改革外匯管理體制。
他認為，實現自由使用和自由兌換，也不是意味著100%。國際上都有明確的要求，有反洗錢，反恐融資，反欺詐，反武器交易，反毒品交易。中國外加一條，控制跨境賭博的交易。人民幣自由使用和可兌換實現之時，還要注意會引起國際收支平衡，匯率形成機制問題的關切，這些問題都想好以后，上海國際金融中心建設有機會大幅度向前邁上更高的臺階，人民幣國際地位也有望逐步提高。
（文章來源：21世紀經濟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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