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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觀察網 記者 李曉丹 “規模巨大，有海量高頻交易，平臺必須承擔起自治的責任。”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中國行政管理學會會長、中國社科院大學教授、博導江小涓在北大國發院舉辦的承澤論壇第4期：“平臺經濟創新與治理”研討會上表示。

江小涓指出，數字治理是一個大概念，有三層含義：第一，通常對數字治理的理解是政府用數字技術來加強監管能力，但實際上數字技術是使得市場邊界發生變化，而且是非常大的改變；第二，對數字技術的治理；第三，是數字社會的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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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與市場的邊界問題，一直是平臺治理探討的關鍵問題。印第安納大學教授埃莉諾·奧斯特羅姆因其在經濟管理方面的分析，特別是對公共資源管理上的分析貢獻，獲得2009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埃莉諾·奧斯特羅姆認為，政府與市場并非是對立的，而是互相互補的，政府和市場之間存在著廣闊的領域，“公共事務”未必一定要政府參與，企業也并非越大越好。

江小涓在研究中國的數字治理問題時，認為數字經濟治理在政府與市場之間也存在著巨大空間，政府無法對所有數字經濟行為進行監管，數字平臺自治具有必然性，也是治理的重點。

“在一個好的制度設計下，公民、社會組織、市場、企業都可以參與治理，所謂外部性需要政府伸手的地方，其實可以通過一種制度設計，通過社會的公共治理來完成。”江小涓解釋，數字經濟帶來的一個重要變化是，政府原來的信息優勢、解決外部性的優勢都出現了變化，很多數據在行業和頭部企業，政府的數據則是層層上報而來。

江小涓強調，數字經濟給政府帶來的監管問題就是政府和市場邊界界定，要進行合理性的重新調整，監管部門要有數字能力；大而管不了、快而跟不上、深而穿不透、新而看不懂，這些都是新數字秩序中平臺監管面臨的重點和難點。

對于平臺經濟備受關注的壟斷問題，江小涓認為，我們講的是平臺經濟，講的是數字秩序，但是平臺會超出經濟范圍來做事情，所以政府還要從這個角度去多想一想，不是它大了別人就進不來了。

數字經濟時代，監管遇到了很多新問題，比如，商戶數量巨大而且高頻迭代。江小涓發現兩組數據很有典型性：2019年某平臺的線上與線下商家數據量變化波動較大，多數月份新上線和新下線的企業相加超過100萬戶，個別月份則超過了1000萬戶；此外，內容類產品創新活躍，2021年某平臺月均視頻作者數超過1829萬人，發布娛樂內容視頻人數增速達43%。

要實現平臺自治，平臺內部也存在著治理壓力。

江小涓將平臺自治內部壓力歸納為四點：第一，規模巨大，有海量高頻交易，政府監管力量遠遠不足；第二，要處理的糾紛和問題量巨大，一旦處置遲緩，損失難以估量，平臺秩序不可失信，這會影響平臺發展；第三，平臺必須承擔起協調和監管職能，制定守則、標準、規則、程序等，成為產業圈中的“有形之手”；第四，治理的重點就是平臺相關方及政府關注的重點問題，消費者權益保護、知識產權保護、消費糾紛處理、交易信用維護、價值觀等。

江小涓表示，平臺如何把自己局部的生態管好非常重要，國際上很成熟的做法就是看是否建立起消費者保護的合規管理體系，以及個人數據隱私的合規管理體系，特別是平臺走到海外的時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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