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6月在三星堆遺址三號“祭祀坑”出土的黃金面具，是目前三星堆考古發掘中出土最完整的一件金面具。圖片來源：新華社

《一醒驚天下》 作者:周新華 出版:浙江攝影出版社 2021年6月

青銅立人像 年代:商 尺寸:人像高180cm（冠頂至足底），通高260.8cm 圖片來源：三星堆博物館官網

戴金面罩青銅人頭像 年代:商 尺寸:頭縱徑14.5cm, 橫徑12.6cm,高42.5cm 圖片來源：三星堆博物館官網

四川廣漢，位于成都平原東北部龍泉山脈西麓，古語就有“大旱不旱，蜀有廣漢”的美譽。“沉睡三千年，一醒驚天下”的三星堆遺址，就分布在西距廣漢城區七公里的三星堆村。

自1986年一二號“祭祀坑”發現以來，這個曾經無人問津的小村落受到了全世界的持續關注。今年三星堆遺址考古發掘階段性成果的陸續公布，又讓三星堆遺址徹底走出了課本，成為考古學界名副其實的“網紅”，“三星堆又上新了”成為很多網友持續追蹤的熱點。精絕雄奇、與中原文化迥異的黃金面具和青銅人面像，總是能讓人陷入漫無邊際的遐想。鑄造這些青銅器的古蜀先民，真的是我們的祖先嗎？還是來自遙遠的外星文明？

故事的另一面，則是一代代三星堆遺址考古工作者不為人所知的探索經歷。自首次發現以來，三星堆遺址考古發掘和研究也經歷了將近一個世紀。這些考古工作者們為揭開古蜀文明神秘瑰麗的面貌，又經歷了怎樣的艱苦努力和寂寞中的等待？

意外的發現與尋寶熱潮

1929年的春天，四川還處在軍閥割據的狀態，時常發生不間斷的混戰。家住在現在廣漢中興鄉真武村的農民燕道誠，沒空理會這些大事，安心本分地在自家邊的水溝灌田。

他發現水流比較小，于是就找來工具，和兒子一起把水車提開，用鋤頭深挖水溝底部。“砰”的一聲沉悶聲響，讓挖土過程中的燕家父子吃了一驚。刨開土看，地下有個白玉色的石環。費力掀開石環之后，發現其下另藏玄機，被遮掩的土坑之中堆滿了精美的玉器和石器。

燕道誠雖是農民出身，卻不是大字不識的莊稼漢。燕道誠的第四代孫燕開正公開講述過，自己的祖上燕道誠小時候讀過不少書，只因家庭矛盾，人到中年被迫搬家到了成都。那時他在縣衙里做過事，當地人都稱他為“燕師爺”。燕師爺看到這些寶物，一眼就認出來這些都是價值不菲的古董文物，當下不敢聲張，立即把土掩埋回去。直到晚上夜深人靜之時，才把這坑里的文物取回家。

之后的一兩年里，燕道誠父子又在發現地附近陸續地做了一些挖掘工作，但收獲不多。謹慎的燕道誠選擇觀望，沒有立即把這些意外所得拿到珠寶市場上販賣。誰料沒過多久，燕道誠就得了一場大病，燕家以為可能是挖坑挖得太深，觸犯到了“風水寶地”。

“風水”之說是當地流傳下來的說法。燕道誠住在三星堆村的馬牧河北岸附近，當地有一處弧形臺地，呈月牙形狀，被稱為“月亮灣”，而河對岸又有三個圓形的黃土堆，遠望猶如一條直線上分布的三顆星星，和“月亮灣”遙相呼應。因此，“三星伴月”的說法也就流傳開了，后來被《漢州志》收錄為“漢州八景”之一，也是三星堆遺址得名的由來。

誠惶誠恐的燕道誠抱著“蝕財免災”的心理，將挖到的大量玉石器分送和轉賣給親朋鄰里。燕家偶然發現的玉器數量究竟有多少，各方說法并不相同，從“若干件”、“大批”、“三四百件之多”都有描述。后來考古工作者搜集資料后發現，這些文物中包括了玉璧、玉琮、玉圈、玉圭、石璧、石珠等各種類型的玉石器。其中又以石璧數量最多，最有特色，尺寸較大的石璧的直徑達到了80厘米。

在之后三四年間，這些燕道誠挖掘后四散的文物很快流落到了二手市場上，吸引了古董商的注意。當時成都著名的金石鑒賞家龔熙臺從燕道誠處購得4件玉器，激動不已，又專門寫了一篇《古玉考》文章發在成都一所學校的校刊上，宣稱這些寶物“價值連城”，帶動掀起了一股民間的尋寶熱潮，而燕家挖溝發現“廣漢玉”的奇聞也在轉述和炒作中不脛而走。

三星堆考古發掘第一人

在關注“廣漢玉”的大批人群中，也包括了一位正在廣漢傳教的英國傳教士董篤宜（Archdeacon Donnithorne）。董篤宜不是考古學者，但他很快意識到這批流動在市場上的“廣漢玉”不只是昂貴的珍玩奇寶，還有很高的科學研究價值。他聯系自己密友，在當地駐軍的陶宗伯旅長，幫助盡快找回失散文物，又借來幾件玉器，邀請華西協和大學的地質學家戴謙和（Daniel Dye）鑒定。

一行人來到廣漢做了初次考察，讓燕道誠一家首次意識到了這些玉石器在考古學上的重要意義，燕家將5件玉石器贈予華西協和大學博物館（即四川大學博物館前身），后又贈予了挖掘物中最大的一枚石璧。經過如此一番波折，這批文物終于遇到了一位在三星堆遺址發掘史上作出重要貢獻的人物，華西協和大學博物館館長、考古學家葛維漢（David Graham）。

葛維漢是三星堆遺址的考古發掘第一人。然而和董篤宜一樣，作為一個美國人，葛維漢千里迢迢來到中國的最初目的是為了傳教，幫助當地的窮人和病人。1911年辛亥革命前夕，葛維漢和妻子在前往上海的輪船上，得知了這片土地正在發生的巨變。從此，他們開啟了前后長達三十余年的中國生活。1931年，葛維漢回到美國，先后在芝加哥大學和哈佛大學學習考古學和人類學，兩年之后回到成都，正式出任華西協和大學博物館館長。

1934年3月，葛維漢組建了一支考古發掘隊，抱著巨大的決心前往廣漢。據葛維漢在《漢州（廣漢）發掘簡報》上的記載，等到他們到達現場的時候，當地已經搶先一步組織人手開始挖掘了。葛維漢立即向縣長羅玉蒼說明了非科學發掘對歷史文物的嚴重危害，以及可能帶來不可挽回的損失。羅玉蒼是開明之人，不僅為葛維漢發掘隊申請到了省政府教育廳的同意，還派了一支地方隊伍保護他們。

適值戰亂年代，廣漢當地治安混亂，賊匪猖獗，三星堆遺址的第一次考古發掘僅僅進行了十天就結束了。但考古發掘成果豐碩，出土了600多件文物和殘片。作為四川近現代歷史上的第一次科學考古發掘，對三星堆遺址和中國西南地區文明的發源有著里程碑的意義。

基于這次考古發掘的成果，地質學家戴謙和寫了《四川古代玉器》一文，對這些出土玉石器的年代和性質做了初步的研究。更有研究價值的是葛維漢寫下的《漢州（廣漢）發掘簡報》。他參考了瑞典學者安特生對河南仰韶村以及李濟在安陽殷墟主持考古發掘的出土文物報告，把自己的研究整理后發表在《華西邊疆研究學會會志》上，這份報告至今仍然是考古學家研究三星堆遺址的重要參考文獻。

葛維漢在報告中介紹出土文物的各種形態，并提出了“廣漢文化”的觀點，把遺址的年代限定在了金石并用年代到周代初期。此外，葛維漢讓助手林名均給當時身在日本的郭沫若致信，寄去廣漢發掘的照片和器物圖形。郭沫若在回信中初步認同了葛維漢對年代的判斷，并提出自己對古蜀文化的概括性看法。他認為出土文物中的玉璧、玉圭等，均和華北、中原地區的出土文物相似，這說明古代西蜀與中原有過文化接觸。這封知名的書信也成為了中國考古史的重要見證。

從現在的考古研究來看，葛維漢報告中的一些觀點也會受制于時代的局限性。比如，葛維漢認為這些出土文物屬于陪葬品，“廣漢遺址”應該是一個“墓坑”。1946年鄭德坤的《四川古代文化史》中單列“廣漢文化”一章，介紹了葛維漢等人的考古發掘成果，其中就對“墓葬說”的觀點提出了商榷。但這些二十世紀三四十年代的學術爭鳴，冥冥之中為后來三星堆遺址的發掘和研究指明了方向。

一代考古學人的漫長等待

三星堆遺址的考古發掘工作，經歷過長時間的中斷和停滯。這樣的說法并非完全沒有道理。在很長一段時間內，三星堆遺址的研究幾乎完全依賴于葛維漢的考古發掘。隨著當時相關法規的出臺，外國人不被許可在中國做考古發掘，抗戰的爆發更是讓進一步的考古發掘成為了奢望。因此在很多人的印象中，三星堆的下一次考古挖掘直接來到了1986年“祭祀坑”的發現。

這樣碎片化地拼接記憶，常常會遺漏很多值得記住的歷史細節。上海大學歷史學系教授徐堅參與了今年三星堆遺址的三號坑發掘工作，他也被認為是第一位從今年三星堆考古現場走出來的考古學家。徐堅在一場討論三星堆遺址的活動上指出，從1929年開始，三星堆遺址的敘事一直存在著兩條平行的線索。一條是公眾記憶里的三星堆遺址印象：燕道誠的初次發現、1986年“一醒驚天下”的祭祀坑發現，以及今年公布的三號坑到八號坑考古挖掘的新成果。這三次強有力的脈沖吸引了全世界持續的關注和熱議，卻忽略了在其之下，其實還有一條“穩定的、由數代考古學者推動、循序漸進、靜水深流的學術之路”。

如果依照徐堅提供的視角，可以發現歷經大半個世紀的三星堆遺址考古工作，囊括了好幾代默默投身其中、卻沒來得及等來豐收成果的考古學家們。

上世紀50年代，因修建寶成鐵路，時任西南博物院院長的馮漢驥設立工作隊，沿著擬建的鐵路沿線調查文物古跡，他的首要目標就是考察月亮灣。初次考察沒有太多的收獲。其后，工作隊中的王家佑和江甸潮從1955年到1958年又多次前往月亮灣考察，他們最終形成了一個重要的結論：“廣漢遺址”（三星堆遺址）與月亮灣遺址的文化層完全一致。他們初步判斷，這兩處遺址的年代相當于殷商時期，并向考古學界發出了進一步認識和研究“廣漢文化”的呼吁。

1963年，馮漢驥再次帶領四川省博物館和四川大學歷史系組成的考古發掘隊，在月亮灣選擇了三個發掘點開始考古研究。發掘持續了四十余天，發掘面積50多平方米，因為范圍有限，沒有達到預期的目的。

盡管如此，馮漢驥在發掘時拋下了一句有預見性的看法：“這一帶遺址如此密集，很可能就是古代蜀國的一個中心城邑。”等到1976年，馮漢驥指導學生童恩正撰寫《記廣漢出土的玉石器》一文，再次先見性地提出：“這里文化層的堆積很厚，范圍也相當廣泛，很可能是原來古蜀國一個重要的政治經濟中心。”一年之后，這位中國西南考古學的奠基人與世長辭，沒能看到緊接著的爆炸性大發現。

進入八十年代，當地磚瓦窯業加速發展，三星堆遺址所在地附近，先后開辦了10家磚廠。三星堆成為了當地磚廠的取土用地，農民取土燒磚時發現了不少石器和陶片，立刻引起了文物保護部門的注意。1980年10月，四川省博物館田野考古隊經過大量準備，對當地進行了1200平方米的大規模考古發掘。

這次發掘的重要意義在于首次確認了“三星堆文化”的正式名稱。考古隊認為發掘進一步確認了三星堆遺址古文化的基本面貌：“一種在四川地區分布較廣的、具有鮮明特征的，有別于其他任何考古學文化的一種古文化”，具備了夏鼐提出的新考古文化命名的三個條件。很快，三星堆文化的分期也得到了考古學界的普遍共識，一共分為四期，年代跨度從新石器時代晚期直到西周初期。

之后的幾年里，田野考古隊先后進行了多次規模不等的考古發掘工作。幾十年來考古發掘成果的積累和沉淀，似乎都在為1986年那個震驚世界的夏天做好準備。

“沉睡三千年，一醒驚天下”

在很多當事人的回憶中，1986年發現兩座“祭祀坑”的那個下午，三星堆當地的天氣燥熱非常。鴨子河邊的打魚人已經吆喝魚鷹回船艙，磚廠疲憊的工人們等待著收工休息。

忽然之間，南興二磚廠的工地上傳來了消息，在距地表2米深的地方發現了幾件玉器。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發掘領隊陳德安和陳顯丹聞訊來到現場，看到暴露在外的玉戈、玉璋等玉石器，立即意識到可能是一次重大的考古突破性發現，在保護現場的同時立即向四川省文物管理委員會和廣漢縣報告，準備發掘工作。

從7月21日開始，陳德安和他的團隊采用探方法進行發掘，用了三天的時間把探方內的文化層清理完畢。正要繼續開展挖掘時，考古隊員們突然意識到一個新的難題。川西平原的夏天溽暑蒸人，天邊傳來幾聲悶雷讓他們隱隱擔心，發掘過程中一旦下起暴雨，沖毀探方和玉石器，就會造成不可估量的后果。另外，夯土在白天暴曬下異常堅硬，晚上相對松軟便于發掘工作。于是，考古隊員很快作出決定，就在探方上搭起遮雨棚和電燈，準備連夜工作。

發掘工作就在這樣的條件下堅持下去。在幾天之后，兩個面容溫和的青銅人頭像破土而出，都被火焚燒變形，一個頸部有明顯破壞痕跡，另一個頭頂蓋脫落。緊接著，頭戴平頂帽和蒙著面罩的多件青銅人頭像也陸續出土，這些青銅人頭像造型夸張，埋藏方式不同，還有受到過明顯的毀壞痕跡。玉石器是坑內出土最多的器物，其中相當一部分已經遭受過損毀，多處有殘斷。還有大量被焚燒的大型動物骨骸，考古人員推測出可能是大象的殘骸。這些被火焚燒的痕跡，讓不少考古學家們否定了原先的“墓葬說”、“窖葬說”假說。坑的主要功用是祭祀，成為了考古學界主流的看法。

就在發掘工作進入尾聲的時候，工人們在清理骨渣時又發現了一個金黃色的反光物件。在用竹簽和毛刷清理之后，考古隊員認為這是黃金制品，上面還刻有魚紋和其他紋飾。陳德安和他的團隊在欣喜之余召開了緊急會議，馬上派人通知廣漢縣武警中隊前來協助和保護發掘現場。

凌晨5點多，早起的村民也聚集到了發掘現場，一起期待著文物的出土。陳顯丹對身邊人說，這可能是一套金腰帶。等到文物完全出土時，才發現這不是一個腰帶，而是1米多長的一個金杖。

這根象征古代蜀文化王權的金杖，是中國考古史上發現的第一根金杖。金杖上的人物刻像為圓臉，嘴呈微笑的形狀，頭戴“玉冠”，與刻在金杖上的魚、鷹圖案組成了一幅圖案，陳顯丹說，“我們把金杖上刻的圖案從左至右讀下去，正好是‘魚鳧王’三個字，也就是說該金杖的主人可能是‘魚鳧王’”。

一號“祭祀坑”的挖掘工作持續了大半個月，等到考古隊員準備返回駐地的時候，在離祭祀坑東南約二三十米的地方，又發現了一個新的“祭祀坑”，其中又發現了大量形式各異的青銅獸面像、金面罩、金面銅人頭像，等等。許多青銅器體型碩大，造型更是前所未見。

兩個“祭祀坑”的考古發掘工作持續了兩個多月，一號坑、二號坑出土的青銅器多達700余件，尤其以形式各異的青銅立人像、青銅人面像、青銅獸面像、青銅縱目面具和青銅神樹為代表。這個川西平原上不起眼的小村落，由此成為了世界矚目的焦點。

三星堆遺址還有多少謎團？

自1986年發掘完一二號“祭祀坑”以來，按照“保護為主，搶救第一”的原則，開展新的考古發掘不再是緊迫任務。研究解讀和消化已出土文物，是現任三星堆遺址工作站站長雷雨和他的團隊的主要工作。雷雨在接受采訪時也曾多次表示，一二號坑已經讓古蜀國名揚天下，自己從來沒有期待過還會有新的突破性發現。

2019年12月，在三星堆景區棧道墻角的一次偶然發現，讓雷雨和他的團隊意識到，一次重大的考古發掘工作可能正在等待著他。雷雨很快找來了一二號“祭祀坑”的發掘領隊陳德安。棧道下方昏暗，陳德安只能用手觸摸，憑借多年的經驗，他的第一反應是一個大口尊。由此，三星堆遺址的發掘再次啟動，后來陸續發現的三號坑到八號坑的文物，如今已經是公眾熟知的年度考古大新聞，三星堆遺址也成為了考古界名副其實的“超級網紅”。

在兩年的時間內，考古發掘并沒有著急“趕進度”。雷雨說，這樣的機會“可遇不可求”，考古隊想在保護的前提下盡量科學地發掘，如果保護手段跟不上，寧愿暫時不發掘，所以準備了很長時間。考古現場用保護大棚作為第一層保護，恒溫恒濕的考古工作艙作為第二層保護。首次采用的考古方艙主要是為了保護坑內的文物還有填土，盡量不要受到外界的污染。

三號坑出土的頂尊跪坐人像，被雷雨譽為一件“國寶級文物”。“它從口部一直到肩部、腹部有好幾條龍形的紋飾或者牛形的紋飾，以前大口尊上沒有這樣的附件，它可能是全中國唯一的一件，從來沒有出過龍形的紋飾。”這個尊描繪了“龍身牛頭”的怪獸，“可以看出三星堆人思維很開闊，敢做敢想，他們把牛和龍捏在一起，做了一件非常美的藝術品。像這個頂尊跪坐人像，應該是平時擱在皇家的宗廟里祭祀時候用的。”

五號坑出土的半張黃金面具是這次考古發掘的“顏面擔當”，幾乎登上了所有媒體報道的封面，重約280克。據此推測，這件黃金面具的完整重量應該超過500克，超過了先前在一號“祭祀坑”發現的商代面具。這半張面具寬約23厘米，高約28厘米，含金量為85%左右，銀含量在13%到14%。

四川大學考古文博學院教授黎海超參與了黃金面具的發掘工作。作為一名親歷者，他在接受采訪時回憶了當時發掘現場的景象：“金箔”最初出土的狀態，頗似金沙遺址著名的太陽神鳥，像個揉皺的紙團一樣，完全被壓扁在泥土里，看不出真正形狀。“但在逐步清理的過程中能辨認出鼻子、耳朵的形狀，推測很可能是件金面具，大家就都很振奮了。”

三星堆的新一輪考古發掘還在繼續進行。

1929年燕道誠偶然間的一次掘土，拉開了三星堆遺址考古的序幕。以葛維漢為代表的外國考古學家，新中國成立后為考古學打下基石的馮漢驥、王家祐，發現一二號“祭祀坑”的陳德安們，以及如今的雷雨、黎海超們，幾代考古工作者在三星堆遺址勤懇不倦地探索。

經歷了近百年的時間，三星堆遺址的考古歷程還完全沒有看到終點。隨著考古發掘的不斷推進，神秘的三星堆文化給世人留下了更多的謎團。幾千年前的這片土地上，古蜀先民們究竟過著怎樣的生活，他們和中原文化保持著怎樣的關系？為什么他們要用盡心力地鑄造青銅器，又在精心布置之后埋入土中？這些追問似乎越想越撲朔迷離，學界從來沒有形成定論，民間更是流傳著外星文明的假說。

但不可否認的是，三星堆遺址的考古發現，讓我們更加確證，除了中原地區的商文明以外，長江中上游同一時期還存在著相對獨立的區域性文明。三星堆遺址與寶墩遺址、金沙遺址和十二橋遺址等，一起勾勒了古代西蜀大地的歷史文化圖景。

□李永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