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CCI至今已投入2億美元（包括在中國的５億人民幣）的腦科學研究有何新進展？未來在腦科學研究有何新布局？TCCI創始人陳天橋接受了媒體的專訪。
1.對腦科學基礎研究初心不變
「我一直有個『野心』，希望通過大腦的基礎研究，把精神疾病的根源弄清楚。」陳天橋說，他自身有驚恐癥。這也是他2016年成立TCCI的原因之一。
他坦言，可能因為自己是外行，膽子特別大，于是當時就奔著最優秀的大學而去，與加州理工學院合作成立了TCCI加州理工研究院，設腦機接口、社交與決策神經科學、系統神經科學、分子與細胞神經科學、大腦成像、神經科學教育等多個中心，重點關注大腦基礎研究，現在有50多位相關教授從事這方面研究，新建的TCCI大樓也是加州理工學院最大的一幢建筑。
TCCI加州理工研究院大樓。
「在慈善領域，像我們這樣，私人投入基礎研究的人很少。這些年，我見了300多個科學家，逐漸認識到，短期內對大腦機制的基礎研究很難有重大突破，可能需要10年、20年，甚至更久。」陳天橋說。
盡管如此，陳天橋表示，未來還是會把其余8億美金的一半用于基礎研究，這也是初心所在。「我們也不知道誰會把這筆錢用得更好，誰會在腦研究上有突破，只能千金買馬骨。」
TCCI已在全球持續支持了包括中國、歐洲、日本、美國等國家的40個神經科學年會，覆蓋幾萬名科學家。還正在開發青年科學家互動平臺「追問」，鼓勵探討腦科學的基本問題。
2.希望有更多的「陶虎」來找我們
對基礎科學有了更務實的理解后，近年來陳天橋把目光轉移到了轉化研究或者說臨床研究，并宣布投入5億人民幣給中國科研機構尤其是醫院進行相關研究，而這次和上海市精神衛生中心的合作其實并不是他們的第一次合作。
TCCI的第一個腦科學前沿實驗室——應用神經技術實驗室，去年10月在上海華山醫院虹橋院區投入使用。陳天橋當時在致辭中說，這一腦科學前沿實驗室向全國的科學家開放，提供資金、設備、臨床等全方位的支持。
TCCI的第一個腦科學前沿實驗室。
「腦科學研究確實比我想象的更難，而人工智能給了我新的勇氣，我希望把它作為重要突破口，對精神疾病開展客觀、長期、大樣本的研究，使得類腦研究能從中獲益。」陳天橋說，人的眼睛是有神還是呆滯，行走的步態是否發生變化，人工智能已可以識別這些，如何利用人工智能的大數據，來為精神健康的評估服務，「還需要捅破這層紙。」
在他看來，大腦好比一座金礦，在華山醫院建應用神經技術前沿實驗室，就是生產鏟子、榔頭，對大腦進行探知；此次與上海市精神衛生中心共建人工智能與精神健康實驗室，就是去尋找挖礦的地圖。
「雖然目前計劃投入5億元人民幣支持中國腦科學研究，但對我來說并沒有上限。」陳天橋說，如果幾年內能出成果，愿意再追加資金投入。「只要有好的項目，我們也想盡快把這些錢用起來。」
「馬斯克用于猴子的腦機接口技術其實并不新鮮，上海科學家陶虎團隊所做的免開顱微創植入式高通量柔性腦機接口，在植入創傷、長期在體安全性等關鍵指標方面，目前已達到甚至部分超越了馬斯克的腦機接口公司。」陳天橋說，這一獲得2021世界人工智能大會最高獎項的研究，當初很多投資人感興趣，但一聽「要10年以后才會出消費級產品」，都嚇跑了，而TCCI不僅予以了資助，陳天橋還叮囑陶虎「20年也沒問題」。
陶虎團隊研發的植入式高通量柔性腦機接口系統用于兔子實驗。
很多人工智能專家進入了自動駕駛領域，陳天橋呼吁，希望能有更多人轉向腦科學交叉研究，希望更多的「陶虎」們找上門來。TCCI正在計劃面向具備人工智能和腦科學雙重背景的研究生發放獎學金。
3.通過追問探索科學的邊界
如何在保護隱私的前提下，探索大腦更多維度的信息？
「我現在每周開三次會議、每次三個小時來推進腦科學研究，很多時候都在討論倫理問題，也就是數據隱私。」陳天橋說，一方面需要加強去隱私的技術手段，另一方面當技術沒有完善時，更加需要政策的拾遺補缺。
盡管從2016年創建TCCI以來，對于大腦的基礎研究還沒有重大突破，但陳天橋對此比較淡然。「實驗室里的失敗，每天都在發生，但這也是有價值的，科學本身就是容許失敗的。」
蘇格拉底被譽為「思想助產士」，他總是通過追問來幫助別人形成自己的想法。陳天橋對此倍加推崇，希望用追問來助力腦科學研究。今年10月，TCCI將與國際權威學術期刊《科學》共同舉辦一場國際認知科學會議，在會上將集中討論認知科學領域的最新突破性成果。更重要的是，TCCI正在建設一個叫「追問」的互聯網平臺，預計今年上線，目的就是鼓勵青年科學家向行業大咖追問，鼓勵熱愛腦科學的非專業人士，比如企業家、創業者、學生等向科學家追問，共同探索腦科學的邊界。
共建人工智能與精神健康實驗室簽約儀式。
「精神疾病的研究任重道遠，雖然人類短期內還沒有辦法對大腦的奧秘深入解碼，但這不等于我們對此就無能為力。」陳天橋說，他們正與騰訊合作開發可用于認知評估和訓練的游戲，探討如何通過音樂來進行治療，研究如何開發家用睡眠監測儀等。
「用私人方式資助基礎研究壓力巨大，但我和太太十幾年思考下來，認為這是我們回報社會最好的方式。」陳天橋說。
